对话与交流：首届中国人际传播论坛综述
从1978年至今，中国引进传播学已经整整30 周年。30 年来，尽管人际传播领域时有研究成果问世，也受到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但相比于大众传播研究的如火如荼，该研究领域还是相对薄弱的。这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比较分散，研究成果不够系统，学术问题不够明确，理论思维缺少创新。人际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基础领域，也是传播理论创新与建构的温床。不重视人际传播研究将直接影响整个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2008年4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人际传播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论坛主题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与网络时代的人际传播与人际关系研究”，与会的近50名专家学者就“人际传播研究的多学科理论、方法、视角与焦点问题”、“西方相关理论对当代中国人际传播研究的启发与借鉴”、“中国人际传播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反思与分析”、“中国社会人际传播与人际关系现象的专题研究”、“网络社会对人际传播的影响研究”、“网络社会虚拟社区的人际传播研究”几个主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论坛以学术对话和交锋为基本精神，采取交流与对话的形式，尝试在传播学学术研讨会的形式方面有更多的创新，以实现参会学者之间有更有效的碰撞与交流。
为积极开拓中国传播学研究跨学科交流的局面，在上午的大会发言中，特地开辟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翟学伟教授的研究为焦点的两个专场讨论。赵汀阳研究员站在哲学研究的角度，基于哈利•法兰克福教授(Harry G Frankfurt)的《论扯淡》一书，集中探讨了人际传播中传播与交流的有效性与价值问题。他认为，如果说“意义”是用来定义传播的中心，那么如今人类比较缺乏的是可以共享的意义。一说起共享的意义，放在中国就会变成“同”的追求。而且好像只有扯淡，如小品、电视里那些专门从事耍贫嘴能“秀”出扯淡的人，才是大家可以共享的意义，因为其他严肃的事大家都懒得想，人们往往因为不伸手而够不到它。翟学伟教授则从知识体系和时空结构的差异上反思了是什么不同的社会结构塑造了西方和中国人际关系的不同知识。他以中国人运作关系的策略和思路，并就本土人际传播研究的关系视角、研究问题、研究方向进行了专门的交流与讨论。翟学伟教授指出，中国人的关系的研究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是，人性或社会不是在二元对立中加以理解的，二元对立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关系的发达意味着情理交融、权宜、变通、是非难辨与打擦边球。因此它的视角是连续统的视角，所以未来研究还是应该从问题意识开始，然后建立一个解释系统。来自新闻传播学科的专家们就这两个问题与两位教授进行了气氛热烈的跨学科对话。
在稍后的大会主题发言中，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传播系的教授马成龙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王怡红研究员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胡翼青博士分别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人际传播的主要概念、视角、理论与方法以及目前的研究现状等相关情况，对人际传播的学科建设进行了重点介绍与评价。
下午的分组研讨就人际传播本土问题的个案研究、人际传播理论、网络人际传播研究进行了三场专场讨论：
1、人际传播本土问题的个案研究
本土研究是中国传播学者历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用西方的传播学和人际传播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在此次论坛中倍受注目，而与会者所带来的丰富的经验研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戴元光教授和陈钢博士认为，作为儒家思想最为合适的注脚之一的“差序格局”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它通过对个体相互间的角色定位来型塑社会结构与人际传播的基本秩序和原则，对中国乡土社会人际传播的范围、理念、规范及效果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江西师范大学邱新有教授在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深描”方法的基础上，利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对杨村的“8.19”械斗过程进行了传播学考察。研究发现，农村集体行动中的说服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其中涉及到传者、受众、传播情境以及传播手段等诸因素影响。说服不是单方面的灌输，而是传者和受众在具体情境中不断进行信息互动的过程，同时又受到“多重情境叠加”的影响。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欣副教授提交的论文《关系、场域与交流：“粉丝”群体人际传播模式研究》对网络环境中的粉丝群体的关系结构与人际交流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平等的弱联系与共同的符号消费促成了社会网络中的粉丝群体的形成及其“亲密”关系的构建，而部落化生存下的信息交换与交往行动使得后选秀时代的粉丝群体的交流互动得以圈子化、符号化与日常化，进而导致新媒体环境下一种新型人际传播模式的出现。
清华大学史安斌副教授则以2007年7月至2007年12月中国和美国政府部门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现场记录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谈话分析法（conversational analysis）法，对中美政府新闻发布会中发言人和记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策略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中美两国政府发言人拒绝向记者透露相关信息时所采用的传播模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
上海大学沈荟提交的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家庭伦理剧中老人及其交流对象（即其他家庭成员）在交流过程中的非语言符号分析，分析认为我国大众媒介并未有意识地提倡平等与和谐的家庭交流和家庭关系，其次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家庭交流仍存在相当部分不平等也不和谐的家庭交流。如何借助影视形式，构建我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与人之间所应具有的平等、真诚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的张自力通过个案指出：现代医患关系中的“信任”危机与“配合”缺失，使医患关系发生异化。而普遍存在于医患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更加剧了这一异化的过程，使原本以“信任”和“配合”为本质特征的医患关系，异化为一场医患之间的信息博弈。信息不对称越严重，信息博弈越激烈。缩小医患之间的信息落差，将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
2、人际传播理论专场
在该专场中，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或领域视角分析了人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大学的关世杰教授从传播要素考察同文化人际传播与跨文化人际传播的差异。他认为，文化对人际传播过程产生影响，因而人际传播学理论的本土化可以从文化差异入手，从跨文化传播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启发。那么，到底应把同文化人际传播看成是跨文化人际传播的一种特例还是把跨文化人际传播看成是同文化人际传播的一种特例?作者认为，两者都有道理，前者不失一种理解同文化人际交流的一种独特视角。
温州医学院的胡河宁教授则从组织传播学角度看人际传播。他认为组织是按照科层体制建构起来的治理模式。组织中的权力游戏产生政治行为，人们依据自己的主观感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而导致组织中的人际传播是一种铁笼里的舞蹈。组织应通过结构的变革，建立客观的衡量标准来改变权力游戏规则；通过程序公正与分享的价值观念，创造新的政治知觉；通过辩论、讨论和对话，来寻求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点。以此建立信任与合作的人际传播关系，促进组织传播格局的改进。
北京大学的王异虹博士分析了影响跨文化人际交流的文化资本因素，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一、华人和德国人在跨文化人际传播中，存在明显的文化内容信息编码差异，这些差异内容影响了人际沟通的继续。二、本文研究的对象，在交流中解决沟通困难的方式之一，是双方会选择转移交流内容，暂停有冲突的编码内容，以维持双方的关系，继续其它内容的编码沟通。三、在跨文化人际传播中，由于一方跨越不同的社会构成和传播场域以及双方传播者习性的差异，不同编码者的信息内容会产生多样性，差异也由此产生，在本文分析的三个文化层面中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博士提出，中国人际传播的研究重点关注人际传播如何促进人际理解、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如何获得事业和情感成功方面的视角等问题。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对人际传播的黑暗面研究与关注还不够。他认为，人际传播的黑暗面不仅仅是人际传播的失败，除了作为一种补充性的研究外，黑暗面和人际传播的破坏性本身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3、网络人际传播研究
新媒体与人际传播问题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门话题，且随着网络的发展而越来越倍受瞩目，自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清华大学的郭镇之教授认为互联网是“机器偏倚”（machine biased）的人际传媒，在用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中相当依赖机器。手机则更偏重人的使用，所以是“人类偏倚”（person biased）的人际传播，但也强烈地受制于机器。一方面，新媒介时代人际传播中的传情达意不能不带有机器的特点；另一方面，传播机器则竭力地“人性化”。从人际传播的角度看，当下更需关心手机的“通话”——虚拟的“面对面”传播。
天津师范大学的张传香博士和刘卫东教授认为网络社会是人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人际传播的基本功能就是协调人际关系，交流思想感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社会态度并支配他人行动等，并试图从网络人际传播涉及的各种复杂因素来阐释网络社会对人际传播的影响。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王俊秀研究员在论坛上发言的题目为《虚拟与现实：网络虚拟社区的构成》。他以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为例，对虚拟社区概念、特点及其产生过程进行了回溯；并对网民和公民、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网络社会结构与现实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的信息方式与现实社会的信息方式、网络社会的规范和现实社会的规范，以及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认同与凝聚力进行了对照研究，指出：网络社区与现实社区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斌提交的论文《网络社区，社区网络：新媒介与人际关系研究焦点的变迁》提出：网络/虚拟社区的研究在于关注人们线上关系的生成和变化，而社区网络的着力点在于线上关系如何与线下活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社区参与等）发生勾连。这种转移反映了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两个背景性的变革：其一，更强调人情和关系的网络，其二，更强调传播发生和演化的社会情境。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黄煜博士在评议中提到，传播技术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与传播科技发展相关联的社会转型问题也是人际传播研究的重要问题。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改变人与人交流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上的人际传播这个研究视角去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现实社会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与变革之中，人际传播特别面临着互联网时代的挑战。此次论坛有望能够成为推动我国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先导，使其成为人际传播学术思想发展与理论研究的一个契机，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发现与提出人际传播研究的重要问题，重视人际传播在学理上的讨论，把握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和特征，以激发出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思想碰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谢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