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形态学研究——读王晓华《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
上午看了王晓华的新书《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看了不到79页。基本明白了他的个体叙事的思路。他认为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兴起是人类社会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弘扬是现代化进程的最大功绩，个体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的关系在笛卡儿哲学（现代性的哲学宣言）中有着清晰的表述，那就是，进行普遍怀疑的“我”既是个体，又是人作为一个类的具体化，因此从我出发就是从人所是的类出发，个体的高贵就在于它完整地分有人的类本质。在早期现代性话语中，对个体主体性的承认直接意味着对社会和自然的征服意志，主体在征服和改造客体中见证自己的力量。现代化作为个体主体性和人类主体性的共同实现，展开为作为个体的人对社会和作为类的人对自然的持续改造，以完成人的双重解放——摆脱自然力和传统等级制社会。与此现代化进程相应的文学艺术在本质上都是解放叙事，主题均为人的解放。中国新文化的启蒙带有激进的革命色彩，是与传统社会的诀别，辞旧迎新的逻辑普遍内化为知识分子最深沉的生命冲动。如鲁迅将现实比喻为“铁屋”，认为惟一的希望就是“毁坏”这铁屋。这种个体解放的叙事在30年代相对繁荣，但也正是这个时候，解放叙事的重心开始从个体移向集体，原因有三：传统汉语文化中的集体本位思想以抵抗民族的名义悄然复活和壮大；从俄苏舶来的集体主义的解放叙事迅速在中国扩展；抗日战争的爆发令民族、人民、国家成为解放叙事的关键词。因此，个体叙事不得不以扭曲、隐蔽、孤独的方式展现自己，已难以改变中国解放叙事的总体格局。
而在1949年到1976年之间，中国现代性的形态特征是和公有制、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单一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形态的现代性，与西方以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为精神内核的现代性恰成对照。这种现代性只强调群体主体性而忽略个体主体性，代替个体的是暧昧的人民/群众/阶级。只注重人作为群体面对自然力的解放而忽略个体自由的至上意义，是此期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特征。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个体叙事被迫彻底终止，取代它的是宏大的集体主义叙事。
那么到了80-90年代，情况又如何呢？1978年后的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巨大成功，在于它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对个体主体性在观念上的承认最早体现在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意味着个体对先前的理论学说具有证实和证伪的权利。随后，市场机制的创立在实践层面上进一步肯定着个体主体性。个体主体性的凸显导致了怀疑的理智经验主义，以王小波的杂文为代表，他强调在世界中没有抽象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以此消解1949--1976年间流行的集体主义宏大叙事。而90年代，解构、小众化、欲望和狂欢，成为新的关键词。此时期的代表为先锋戏剧。再到晚生代作家，也就是6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开始从单纯的解构走向建构。他们和50年代出生有文革创伤记忆的上一代作家不同，他们更重视此刻此地，因此他们具有了一种独特的优越性，他们能更超越更从容地对待过去的灾难，而能与当下生活没有阻隔地融合。因为，如果一个人终生与某种存在作战，他就是已经承认了对手的力量，并且被自己的作战对象所限制。伤痕文学和朦胧诗概莫能外，他们与某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势必造成对对象的反向趋附。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沉重的意识形态使命。启蒙、救亡、阶级/集团斗争的文化主旋律，决定了几乎所有的汉语诗人不得不预先设定解构的对象，很难以面向事物自身的超然态势进行创作。朦胧诗人解构的是1949至1976年的意识形态中心主义，这自然在自我标明立场的同时限定了其可能性空间。第三代诗人开始对意识形态和任何神圣之物进行任意的解构，然而解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解构者依然受解构--被解构的二元对立图式所支配。以韩东为例，他的《关于大雁塔》解构了对象的神性象征的同时也被起解构立场所制约，它所面对的是作为解构对象的大雁塔，而非其自身可能性的自由呈现，它揭示了大雁塔的凡俗品格，却遮蔽了大雁塔作为神圣之物的向度，因此，这种层面上的去执依然是固执己见。大雁塔具有其本然的可能性，在具有不同生存意向和当下视野者眼里，可以呈现为文物、风景、约会地点、锻炼足力的场所、拍摄电视剧的道具、圣地等无穷的现象系列，否定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是对大雁塔的暴力，均是依照自己立场对大雁塔的强行改造。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启蒙、解构的立场虽然有质的不同，但都会阻碍诗人面向事物自身，因为它意味着在诗人和事物之间横亘着某种叫意识形态或者反意识形态的坚硬存在。
所以，汉诗走向成熟的路线必然是：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启蒙→解构→去执后的建构。何谓去执？就是诗人消解自己的主体中心主义立场，不再固执于固定的动作意向，以面向事物自身的谦逊态度对待世界整体，在作者和事物的自由相遇中让诗歌诞生。在去执的解放力量中，诗人的自由和事物的自由相互成全，万物共生而平等这一世界真理开始涌现为诗：“呈本真状态的事物就是诗”（马永波语）。这是以所有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是在诗歌中实现的宇宙民主体系，这个层面的诗歌所呈现的必然是事物存在的本源状态，所以，面向事物自身的诗就是本源之诗。对于什么是本源，哲学家和诗人作出过不同的解释：古希腊的始基论和本体论、近代的实体论、现代的存在论和生活世界说，等等。但在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基础主义的欠缺已经暴露无遗的今天，我们会悟出所谓本源就是万物共生而相互成全的因缘。本源之诗就是因缘之诗。这种意义上的本源即是此，又是彼，在最远处也在最近处，是显现为超越性的此在性和显现为此在性的超越性，是相互勾连和创生着的因缘整体，因此，面对本源就是面对与诗人相遇的事物：“将我们带入原初可能性就是把我们带到我们已经在的地方。”（海德格尔语）在彻底的去执后，诗人并不排斥意识形态、主体、权力、宏大理想等第三代诗人刻意解构的东西，但只是把它们作为众多呈现对象中的普通个体，将之放在既不优越也不卑微的位置。甚至诗人也不过是在诗中出现的诸存在者之一。每个事物都是重要的，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因缘整体中的发动者和承接者。诗歌表现而归属于万物相互创生的因缘，因缘之诗是最初的因而是最后的诗，因为它是源于个体、属于个体、指向个体的。这种从解构阶段向去执后的建构阶段的转折集中体现在以马永波为代表的第四代诗人的作品中。
接着，王教授用了近10页的篇幅，以马永波的客观化诗学为例进行了具体阐述。将马永波不同于单纯解构性的后现代的因缘主义后现代与过程哲学联系起来，判定了因缘之诗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先锋位置。（更详细内容参见王晓华《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文学艺术的转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